追溯上面的前情，我才恍然大悟。原來過去，帝國知識的殿堂，是如此地門禁森嚴，人們在其中來來去去，高潮迭起，絕對不是從論文上去認識這樣的簡單。
牧野被驅逐，最大的損失就是無法再細細地觀察各地蒐集來的植物標本。不論是象徵知識的崇高精神面，還是實際上真的耗費許多金錢、數以萬計的人力才蒐集到的植物，各種意義上都是貴重的，這些植物標本存放的場所，的確是「尊貴」的宮殿。因此原則上不對「他人」開放，甚至還可下令他人「禁止進入植物園」，屢屢都代表權力的杖柄在這個場域不斷揮灑。
然而，從相對的立場來看，牧野本身也代表時代下的衝突又特殊的角色。被老師趕出去，又被其他老師救回來，高聳象牙塔內建位階性的尊貴體質，遇上開放的氣氛。日本植物學在牧野的時代，某程度體現日本植物學與西方植物學之間競爭又窘迫的高壓鍋爐，人們在其中為之沸騰，也為之神經衰弱，牧野一定是充滿其他人無可取代的能力啊。即使至今學院內依然是充滿高度權威與權力施展之所，但我們仍是難以想像，牧野早在一百多年前，數次進出東大的「事蹟」，這在當時是多麼令人震驚且印象深刻，成為那一個時代的日本植物學相關人士都知道的「偉大故事」。
而牧野的經歷，不僅如此，1896年帝國議會贊助東京帝國大學來臺灣調查，牧野也是其中一員。
東大植物學科派來一共三人：助手牧野富太郎、大學生大渡忠太郎和園丁內山富次郎一起來臺。三人在1896年10月25日抵達基隆，分兩組在臺灣活動，內山與牧野一組，大多足跡在北臺灣，例如基隆、臺北、大稻埕、淡水、芝山岩及士林等，最南抵達新竹。而大渡則除了北部外，另前往臺灣南部及澎湖離島。
出處：東京大学農學生命科學圖書館館藏
在這次調查中，大渡和牧野都採集了許多臺灣植物。這時的日本人初來乍到臺灣，對臺灣環境仍不夠熟悉，沒有辦法迅速撰寫太多論文發表植物新種。牧野在這次採集最知名的植物之一，是在新竹之旅中採集到一種「竹子」。竹子幾乎可以算是亞洲的象徵物，在東亞種類眾多，其意義不僅是科學上的，更具有歷史、文化、經濟上種種不同的深遠影響。長期關心植物歷史文化的牧野，對竹類本來就有很大的研究興趣。出身四國土佐，前往東京打拼的他，敏銳感官早已讓他得知，同一物種在各地有著巨大差異性。牧野與大渡這輩人，是日本傳統學問過渡到西方知識特別的一輩，他們並沒有立刻擁抱西方科學，拋棄江戶以來日本博物學傳統，從未放棄本草學帶給他們的影響，不斷認真紀錄各地方的植物方言，還有相似植物的不同用途與稱呼。
竹子各類用途和竹林景觀，是日本文化風景中最重要的元素之一。任誰都忘不了嵐山，充滿靈氣又清爽直聳的竹林小徑吧。日本畫內的竹姿態、各類竹製品、竹林風景、庭園使用的竹垣、圍籬與竹窗……，數不盡的「竹日本」在其中。一直是日本竹類研究專家的牧野，不僅進行科學性的研究竹類，也非只是碰巧採集到臺灣的竹子。其實日本竹類學名與和名大多是牧野整理的，他不斷修訂日本及東亞相關竹類學名，散見於《植物學雜誌》、《植物研究雜誌》，被奉為是日本竹類研究的圭涅之一。
牧野在1896年的新竹採集竹子標本後，第一次出現的鑑定紀錄是在1906年東大出版的《臺灣植物總覽》中。松村與早田將這份牧野採集的標本，鑑定成一種已有學名的竹子（Phyllostachys bambusoides）。直到1916年，早田又再次檢視這份標本，將之發表為新種，並將種小名命為Makinoi（Phyllostachys makinoi）」。這就是現在臺灣人無所不知的「桂竹」的由來。
在這份命名中，還有另一個有趣之點。早田並不是一位任意將種小名獻給無故之人的人，選用種小名makinoi，絕對不是「巴結」比他「更早」進入東大的牧野。尊重採集者的早田，最常使用的選擇，就是將採集者「入名」。早田的科學命名，恰巧對應到牧野對日本竹類分類與文化上的貢獻，相輔相成，桂竹作為臺灣植物發展與牧野富太郎的交會點，頗具有臺灣史的意義。
而「爛漫」劇情中，牧野被臺灣愛玉拯救的故事，其實並沒有在真實歷史上發生。事實上，牧野並沒有抵達臺灣中南部，歷史上的臺灣愛玉雖是由牧野發表，但其實並不是牧野採集的。
牧野所獲得的愛玉子，乃是因田中芳男的給予而取得。牧野在1904年整理相關榕屬（Ficus）論文時，一併發表出同為榕屬的愛玉學名。因為這並不是牧野親手採集的植物，加上愛玉的姿態實在特別，為此牧野特地將愛玉的樣貌刊登出來。
牧野對植物的愛是全面性的，他發下宏願是將日本的植物一一調查清楚，因此深究臺灣植物，並非他的人生重點。不過不論是桂竹還是愛玉，可以看到並不僅是科學上有意義的植物，才能得到他的關愛。越是特別，具有文化相關意涵的植物，他越是仔細紀錄，不想漏失。
而不僅是桂竹或愛玉，臺灣還有其他的物種，將因牧野的研究，而與日治時期臺灣的植物研究者牽起一條植物之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