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學者的爛漫4】「獨守孤城」：早田文藏晚年的爛漫
帝國與殖民地共同體：奴草三本柱
除了桂竹之外，在日治時期還有一類植物，也常被提到與牧野相關，這個關連現在漸漸被遺忘。
這種植物是日本奴草（ヤッコソウ），是1909年牧野在故鄉高知發現命名的植物，原屬大花草科，直到1911年，牧野認為應該另外獨立為奴草科（Mitrastemonaceae），再度重新發表，並為它的形態畫下精美的樣貌。奴草的個性特殊，是寄生植物，其貌不揚，通常依附在殼斗科大樹的根部地底，只有在特定的時節，才會冒出地面。開完花後，又回到不甚顯眼的狀態，沒入地底，只能期待來年再見。如此特殊的植物性格，讓牧野特別珍愛奴草，有些日本人甚至會將奴草作為盆栽，充作室內觀賞，欣賞它的「可愛」。
牧野為這個故鄉植物起草和名，也運用了非常具有地方特色與歷史脈絡的作法。他的想像力無限，將奴草形象擬人化，選用江戶時代武士階級侍者的形象「奴さん」，來作為奴草的名稱，一般人也覺得親切，成為一個不論在歷史和科學上，都與日本文化親近的植物。
出處：高知牧野植物園臉書專頁。
奴草被發現後，在當時被認為是一類只有在日本才有的植物，且又是一個新屬，比新種更加奪人注目。牧野發現奴草不久之後，1912年、1925年的臺灣，竟然也發現了奴草屬的臺灣奴草 (M. kawasasakii)、菱形奴草 (M. kanehirae)。
在臺灣發現奴草的植物學者，分別是大家都耳熟能詳的佐佐木舜一與金平亮三。他們都慎重參考了牧野所繪製的奴草資料，如數家珍地耙梳牧野的發表文獻，並以殖民地／帝國共同擁有分布植物的姿態，在臺灣光榮又認真地介紹他們所發現的奴草。
奴草在臺灣的發現史，也頗有植物學者的「浪漫」，而這次的浪漫主角是佐佐木舜一。當佐佐木發現臺灣奴草時，他是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甚至在原地端詳了許久，難以相信自己中了樂透（這是我的誇飾法），在牧野發現不久之後，臺灣竟也看到這類植物。這一次的發現之旅，是佐佐木與川上瀧彌一同在南部出差的旅程，走在前頭的川上，獲知後頭的佐佐木發現奴草，大喜，當晚眾人露宿山中時，共同舉杯，慶祝如此重要又特別的植物發現，歡樂暢飲（當然是喝酒！）
由於奴草生長的方式與形態都太過特殊，其他日本殖民地沒有類似植物，在當時世界其他地方也尚未發現。因此，日本奴草、臺灣奴草和菱形奴草，作為日本帝國的「奴草三本柱」，成為日本與臺灣之間，介紹帝國植物學重要的案例。
始政三十年 (1925年) 紀念展覽會時，臺北植物園甚至特地將臺灣奴草以實際盆栽的方式展出。想來，應該是很認真，不辭辛勞地去山裡挖來展示的。
出處：林業試驗所標本館（TAIF）典藏玻璃底片
理科男也有心事
隨著「爛漫」的劇情告結，100年前日本植物學家力挽狂瀾的華麗時代，重新被注意。與牧野富太郎相關的植物園與地方城市高知，成為熱門景點，帶來巨大觀光收益，牧野富太郎也重新回到日本人的歷史視線當中。
早田文藏雖然貴為東大的教授，但因為研究的是臺灣植物，在現代日本漸漸忘記他們曾經統治臺灣的歷史事實下，早田並沒有牧野富太郎來得有名。不過，他們是同一個時代的人們，在同一個地方工作，擁有許多那個時代共同的植物心事，無庸置疑。
早田文藏並沒有像牧野一般，留有許多輕鬆的照片或小文，冬日的照片也許是被他人意外捕捉才留下的。拘謹嚴肅的他，論文無比多，還在1911年到1921年連續10年，每年出版一本《臺灣植物圖譜》。光是想到每年要寫的書和校稿份量，大概也輕鬆不起來。
然而寫下這麼多論文、書籍的早田，人生中直接表露內心世界的事鮮少。在他60歲左右的歲月中，大概僅有幾件事看得出他的「直感」。其一，是學生時期認真研究富士山植群，出版《富士植物帶論》，特別將此書獻給已過世的母親。其二，是1920年他獲得最高學術殊榮學士院獎賞時，爽快大方地將獎金一分為二，一部份捐給東京植物學會，一部份捐給臺灣，也就是川上瀧彌創辦的臺灣博物學會。其三，則是他在1921年出版的《臺灣植物圖譜》第十冊中，夾帶新的學說「動態分類學」。這時的早田隱隱約約感到，過去所學無法說服他，而希望倡議植物學的新系統。他開始主張，物種之間具有網狀關係（net-like relation）、不斷糾纏，並互相為之改變。
出處：《臺灣植物圖譜》第十冊
不過這時的他，已是為人尊敬的東大教授，若以安全「享受」世間名譽，再加上逐漸衰弱的身體，他大可不需挑戰一直以來是歐美強項的系統分類學領域。
獨守孤城的早田文藏
遲暮之年的早田，身體大不如前，明知會遭受許多批評，提出的新植物系統學說也不被大多人採納，獨守孤城（這裡用的是早田自己的說法：「独り孤城を守る」）。
但他仍在思想上，繼續航行。
晚年的他，開始探觸許多過去不曾接近的領域，思考何謂「永恆的生命」。 他仍努力為自己不斷觀察到的「真實」奮鬥著：
「過去被認為植物的種類，如天體的恆星，是井然有序的分類系中，存在恆定的位置，當時我（早田，以下皆同）覺得豁然開朗。」
「不過，如果將我的動態分類體系視為有形之物，極類似天體構造的話，那麼宇宙間有無數恆星，其周圍有許多行星......如果問恆星是否是一定不變，肯定絕非如此，而是以一定的速度在移動位置，這是近代天文學所教給我的。」
「我今日堅信，植物絕非恆定的位置，植物自始至終都不斷地在變動位置中。」
20世紀初是光明的時代，各類科學理論都因「人」而有長足進展。對比之下，早田所謂「不斷變動」的物種學說中，「人」在其中的角色渺小，甚或被動，因此並不為當時人所重視。在當時基因變化與環境影響學說尚未成熟的時代，早田用變動的星體比喻，思考植物基因的多樣性與生態，寫下這一連串如是說。
身處100年後的我，打開這些書卷，彷彿閱讀了一篇早田式的預言，不斷觸動，與早田共振。現今我們已然瞭解，宇宙體系既深邃又混沌，非人世界龐大多樣，人類在其中渺小平庸，然而星與星之間，仍然連結緻密，不斷變動。
誰都說不準未來。
行筆至此，植物學者已在我面前屢屢證言，他們的浪漫與生命相織。在我們已然接受人類與生物多面向關係，學習《生之奧義》之中萬物的共鳴哲思，或者《樹冠上》討論世世代代糾葛的物種與人類時，誰還能否認，早田所謂「植物自始自終都不斷地在變動位置」呢？
僅以此文、此影，紀念快門下的相片一瞬，縱使輕鬆倚牆閒聊，但仍堅守自我「爛漫」的植物學者早田文藏與牧野富太郎，及其時代。
【植物學者的爛漫3】牧野富太郎與臺灣
追溯上面的前情，我才恍然大悟。原來過去，帝國知識的殿堂，是如此地門禁森嚴，人們在其中來來去去，高潮迭起，絕對不是從論文上去認識這樣的簡單。
牧野被驅逐，最大的損失就是無法再細細地觀察各地蒐集來的植物標本。不論是象徵知識的崇高精神面，還是實際上真的耗費許多金錢、數以萬計的人力才蒐集到的植物，各種意義上都是貴重的，這些植物標本存放的場所，的確是「尊貴」的宮殿。因此原則上不對「他人」開放，甚至還可下令他人「禁止進入植物園」，屢屢都代表權力的杖柄在這個場域不斷揮灑。
然而，從相對的立場來看，牧野本身也代表時代下的衝突又特殊的角色。被老師趕出去，又被其他老師救回來，高聳象牙塔內建位階性的尊貴體質，遇上開放的氣氛。日本植物學在牧野的時代，某程度體現日本植物學與西方植物學之間競爭又窘迫的高壓鍋爐，人們在其中為之沸騰，也為之神經衰弱，牧野一定是充滿其他人無可取代的能力啊。即使至今學院內依然是充滿高度權威與權力施展之所，但我們仍是難以想像，牧野早在一百多年前，數次進出東大的「事蹟」，這在當時是多麼令人震驚且印象深刻，成為那一個時代的日本植物學相關人士都知道的「偉大故事」。
而牧野的經歷，不僅如此，1896年帝國議會贊助東京帝國大學來臺灣調查，牧野也是其中一員。
東大植物學科派來一共三人：助手牧野富太郎、大學生大渡忠太郎和園丁內山富次郎一起來臺。三人在1896年10月25日抵達基隆，分兩組在臺灣活動，內山與牧野一組，大多足跡在北臺灣，例如基隆、臺北、大稻埕、淡水、芝山岩及士林等，最南抵達新竹。而大渡則除了北部外，另前往臺灣南部及澎湖離島。
出處：東京大学農學生命科學圖書館館藏
在這次調查中，大渡和牧野都採集了許多臺灣植物。這時的日本人初來乍到臺灣，對臺灣環境仍不夠熟悉，沒有辦法迅速撰寫太多論文發表植物新種。牧野在這次採集最知名的植物之一，是在新竹之旅中採集到一種「竹子」。竹子幾乎可以算是亞洲的象徵物，在東亞種類眾多，其意義不僅是科學上的，更具有歷史、文化、經濟上種種不同的深遠影響。長期關心植物歷史文化的牧野，對竹類本來就有很大的研究興趣。出身四國土佐，前往東京打拼的他，敏銳感官早已讓他得知，同一物種在各地有著巨大差異性。牧野與大渡這輩人，是日本傳統學問過渡到西方知識特別的一輩，他們並沒有立刻擁抱西方科學，拋棄江戶以來日本博物學傳統，從未放棄本草學帶給他們的影響，不斷認真紀錄各地方的植物方言，還有相似植物的不同用途與稱呼。
竹子各類用途和竹林景觀，是日本文化風景中最重要的元素之一。任誰都忘不了嵐山，充滿靈氣又清爽直聳的竹林小徑吧。日本畫內的竹姿態、各類竹製品、竹林風景、庭園使用的竹垣、圍籬與竹窗……，數不盡的「竹日本」在其中。一直是日本竹類研究專家的牧野，不僅進行科學性的研究竹類，也非只是碰巧採集到臺灣的竹子。其實日本竹類學名與和名大多是牧野整理的，他不斷修訂日本及東亞相關竹類學名，散見於《植物學雜誌》、《植物研究雜誌》，被奉為是日本竹類研究的圭涅之一。
牧野在1896年的新竹採集竹子標本後，第一次出現的鑑定紀錄是在1906年東大出版的《臺灣植物總覽》中。松村與早田將這份牧野採集的標本，鑑定成一種已有學名的竹子（Phyllostachys bambusoides）。直到1916年，早田又再次檢視這份標本，將之發表為新種，並將種小名命為Makinoi（Phyllostachys makinoi）」。這就是現在臺灣人無所不知的「桂竹」的由來。
在這份命名中，還有另一個有趣之點。早田並不是一位任意將種小名獻給無故之人的人，選用種小名makinoi，絕對不是「巴結」比他「更早」進入東大的牧野。尊重採集者的早田，最常使用的選擇，就是將採集者「入名」。早田的科學命名，恰巧對應到牧野對日本竹類分類與文化上的貢獻，相輔相成，桂竹作為臺灣植物發展與牧野富太郎的交會點，頗具有臺灣史的意義。
而「爛漫」劇情中，牧野被臺灣愛玉拯救的故事，其實並沒有在真實歷史上發生。事實上，牧野並沒有抵達臺灣中南部，歷史上的臺灣愛玉雖是由牧野發表，但其實並不是牧野採集的。
牧野所獲得的愛玉子，乃是因田中芳男的給予而取得。牧野在1904年整理相關榕屬（Ficus）論文時，一併發表出同為榕屬的愛玉學名。因為這並不是牧野親手採集的植物，加上愛玉的姿態實在特別，為此牧野特地將愛玉的樣貌刊登出來。
牧野對植物的愛是全面性的，他發下宏願是將日本的植物一一調查清楚，因此深究臺灣植物，並非他的人生重點。不過不論是桂竹還是愛玉，可以看到並不僅是科學上有意義的植物，才能得到他的關愛。越是特別，具有文化相關意涵的植物，他越是仔細紀錄，不想漏失。
而不僅是桂竹或愛玉，臺灣還有其他的物種，將因牧野的研究，而與日治時期臺灣的植物研究者牽起一條植物之愛。
【植物學者的爛漫2】嚴格的東京帝國大學VS.外來者
現在從本鄉三丁目出站，走進東京大學，一般遊客可自由進出東大校園，有許多熱門景點可供遊歷。例如，逛逛校園內的三四郎池，觀賞秋天金亮成排的銀杏樹，或者拜訪安田講堂（及其樓下的學生食堂）。在1897年以前，東大植物學的學生也在本鄉校區上課，直到1897年後才轉移至小石川植物園內。學校畢竟是授業之所，許多地方是遊客進不去的。諸如電腦教室、圖書館、實驗室、標本庫房等擁有設備的地方，遊客大概還是不得其入。植物學重視細微觀察、注意生育地的現場、講究植物與人的直覺，這些看來好像都不需要太高的成本？但不可諱言的，在大學的植物學「知識」，從來不是平民之學，研究需要許多設備：貴重的顯微鏡、實驗研究設備、越洋購買來的昂貴植物圖鑑、手工上色的彩本書、還有幾乎無法取代的標本等等，這些都不是靠一己之力能夠獲得的資源。
出處：國立公文書館線上資料
出生於1862年土佐國高岡郡佐川村的牧野富太郎，比早田文藏大12歲。牧野家境富裕但父母去世的早，由祖母毫無保留的愛扶養他長大。小學時，他在學校看到文部省的博物掛圖，開始對植物學感到興趣。然而，其他的學業無法吸引他，無法讓他有意繼續修業之路。自願退學後，他開始獨立學習。透過博記《重訂本草綱目啟蒙》、《救荒本草》等書，不斷地植物採集，專注且大量地吸收本草學、植物學知識。不論是山野間生物的繽紛盎然，或是書本內宛如無窮星斗的知識，對他都充滿了吸引力。
江戶末期到明治維新的轉換期，是日本價值觀變動劇烈的時代，同時也是充滿希望的時代。這些時代特色，映照到土地上的人們，每個人都宛如是夜空中無法取代、閃閃發亮的星。這之中的許多有趣的博物學者，也都在這個時代誕生。伊藤圭介是這樣，田代安定是這樣，南方熊楠是這樣，牧野富太郎，也是。
出處：臺灣大學「田代安定文庫」，〈澎湖島巡回日記〉卷三
當時的日本，還沒有靠日本人「自力完成」的植物誌。各方面還在苦苦追趕西方，現代化各領域基礎尚未完備，但同時破除階級的事物百出。是壓抑，也充滿希望。這是有趣的時代，屢屢綻放出人意表、百花齊放的星火。傳統的階級觀尚未消失，新的階級正在奮起。擁有身份地位的、階級沒落的，或者毫無特殊身份的人，已經無法化約成過去無名的小人物。他們的成長的過程中「出会い」（遇見）的人，多元、異質、繽紛且對時代充滿抱負，養成知識的教育系統來源也不同，再加上尚未被齊一的學制和學校規訓制約，人的樣態多元。其「活潑」，或者說「暴走」的程度，可能是現今被學院體制分工細緻化如寇蟻的我們，難以想像地有趣吧。
而從未在體制內受到規訓內的牧野，雖然一直在東大悠遊在自己的植物世界， 但最終還是觸發了矢田部對他的不信任神經。
眼看著學院內的人追趕不上牧野對植物學的狂放激昂，牧野論文頻出。1890年，矢田部下令，禁止牧野再進出植物學教室。（牧野並非矢田部驅逐的第一人，但這又是另一個故事了......）雖然不久矢田部隨即失勢，後來又意外喪生，使得牧野短暫離開幾年後又被繼任的松村任三迎回東大，擔任助教。
雖然「爛漫」戲劇中沒有演到早田登場，不過卻有許多牧野與早田的老師松村任三的對場戲。（松村就是為紅檜命名的學者，不過這件事在這裡不是重點）。早田就是在牧野這段擔任助教時期，進入東大就讀。
而我第一次讀到這些牧野的「豐功偉業」，其實不是上面這一段故事。是來到殖民地臺灣工作的植物學相關人士，遇到1909年牧野「再度」與體制發生衝突，導致牧野再次休職，東大植物學人心惶惶。史料上的語氣，節制低調，但藏不住似乎有種「啊！又發生了。」、「看能不能去幫忙緩頰緩頰吧。」的暗示。我這才開始對東京帝國大學到底發生什麼事？牧野這個人做了什麼？發生興趣。
【植物學者的爛漫1】輕鬆的早田文藏與牧野富太郎
出處：木村陽二郎，《生物學史論集》，東京：八坂書房，1987年。
這張拍攝於昭和9（1934）年小石川植物園的相片，頗能反應出植物園整修前的冬日氣氛。照片中左側，是研究臺灣植物分類學重要的學者，東京帝國大學植物學教授早田文藏（1874-1934）。早田身著厚重長大衣，與人對談。而與他談話的，是日本植物學當時最重要的研究者，正式學歷僅有小學，卻令東京帝國大學教授又愛又恨的，牧野富太郎（1862-1957）。
倚牆站立的早田文藏，與穿著袖套、應該正在工作的牧野富太郎，他們被攝下這張頗有平時植物園工作氣氛的影像。如果紀錄上沒有錯的話，沒有多久，早田便在這一年（1934年）的1月13日因心臟衰弱而離世。
照片中的兩個人，一位是純正統東大出身的晚輩早田，研究臺灣植物。另一位則是沒有學歷的天才牧野，研究日本植物。因為年紀與研究都有些差距，人們很少將他們放在同一個天平上，但他們在同一個植物園學習、工作，共同歷經日本帝國植物學擴張的時期，兩人都有不少戲劇化的遭遇。
人生中精華時間幾乎都用來研究臺灣植物的早田文藏，是日本帝國統治臺灣時期，研究臺灣植物最重要的植物學者，有人因此稱他為「臺灣植物學之父」，但我卻不想以此簡單地稱呼介紹他。他第一次來臺灣的時間是1900年，還是未就讀大學的朦懂青年，最後一次則是1920年代，這時他已是大教授。早田晚年因心臟痼疾，身體大不如前，很少遠行，更不可能來到臺灣。
自費出版的《大日本植物志》
第1卷第1集封面
出處：高知新聞
日本NHK電視台播放連續劇「らんまん（爛漫）」，透過主角牧野富太郎對植物「浪漫」付出的人生故事，將明治時期日本植物學的歷史做了簡要但慎重的考據與陳述，許多過去難以視覺化的場景與物品，得以重現。這兩位植物學者的「浪漫」，也在人生植物學歲月中有著不同呈現。
從小強學博記、已有深厚本草學知識的牧野，在1881年第一次來到東京「物見」，參觀第2回內國勸業博覽會。博覽會內有太多他從未看過的事物，他大方購買相關難得又昂貴的書籍和顯微鏡，並趁此機會拜訪當時日本重要的博物學者田中芳男。從土佐來到東京，他第一次感受到都市的魅力：原來有一群與他一樣熱切的人，正在鑽研植物學，這時牧野富太郎19歲。
出處：植物学教室が小石川植物園にあった
1884年，牧野又再次前往東京，透過介紹認識了改變他生命軌跡的人。他面會東京帝國大學植物學教室教授矢田部良吉。矢田部的確是個特殊又充滿野心的學者，他看到了牧野的天分，特別許可他自由使用東大植物學教室設備，以及查閱標本的權限。也就是說，可使用那些只有大學「菁英」們才能使用的資源。獲得同意的牧野，開始能使用大學的設備，察看非一般人能親炙的標本原物，鑑定、比較、增廣見聞。這時的牧野，如虎添翼，擁有知識與想像的雙翅，優遊自得於生物世界，不斷著述日本植物相關的論文，發下完成編纂日本植物誌的雄心。
然而，牧野僅只是認識到學術聖地的一部份美好，未來的挑戰還等著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