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京看標本 番外篇] 破門草事件與《植物學家》
破門草事件是一個在日本的植物學史上相當有名的事件，從中可以看出當時日本學者對於「日本人發表日本植物」的重視程度。
事件的關係人包括在野學者伊藤篤太郎、東大教授矢田部良吉、以及俄國植物學家馬克西莫維奇 (Carl Johann Maximovich)。伊藤篤太郎（1865-1941）是一名本草學者，也是東京大學教授伊藤圭介（1803-1901）的孫子。當時，伊藤篤太郎為在野的植物學者，獲准進入東京大學植物學教室。在那個時代，植物學研究的各種資料不如現在普及，幾乎所有重要的文獻和標本等研究資源都嚴格的典藏在大學裡 (說是封印也不為過)，尤其是像東京帝國大學這樣的研究前線。因此，能夠獲准進入大學中查閱資料，對在野的學者來說，是很重要且難得的狀況。
伊藤篤太郎的叔父伊藤謙（1851-1879）於1875年（明治8年）在信州戶隱山 (即今日長野縣戶隱山) 採集了一種植物並栽植於小石川植物園。伊藤篤太郎在1883年（明治16年）將此標本寄給俄國植物學家馬克西莫維奇，馬克西莫維奇在1886年於俄國學術期刊《Bulletin de l'Academie Imperiale des Sciences de St-Petersbourg》(聖彼得堡帝國科學院通報)， 將此種植物發表為一小檗科、八角蓮屬的新種，命名為Podophyllum japonicum T.Itô ex Maxim.。
東京大學植物學教室的矢田部良吉（1851-1899）教授於1884年（明治17年）也在戶隱山採集了同種植物，並同樣的栽植於小石川植物園。該植物於1886年（明治19年）開花，矢田部教授於1887年（明治20年）將標本寄給馬克西莫維奇鑑定 (巧合的是，不管是伊藤還是矢田部，兩個人把同樣的植物栽培在同一個地方，並且寄給同一個人研究)。
1888年（明治21年）3月，馬克西莫維奇回覆指出，「這個物種應屬於小檗科的新屬，建議命名為Yatabea japonica Maxim.，但在正式發表前請再寄送一份花朵標本。」得知此事的伊藤篤太郎意識到自己最初發表的Podophyllum japonicum不是小檗科的一種，而是新屬，並且新屬將獻名給矢田部教授。同年10月，他在英國植物學期刊《Journal of Botany, British and Foreign》提出了新屬Ranzania T.Itô ，此名稱獻名給本草學家小野蘭山 (Ono Ranzan)，並將先前發表的Podophyllum japonicum T.Itô ex Maxim. (1887) 轉移至此新屬中，重新定名為Ranzania japonica (T.Itô ex Maxim.) T.Itô (1888)。由於馬克西莫維奇發表的的Yatabea japonica Maxim. 發表時間較晚 (1891)，熟知法規優先權的朋友應該知道這個名稱的下場是什麼—只能作為Ranzania japonica的異名存在了。矢田部教授得知此事後相當憤怒，從此之後禁止伊藤篤太郎進入植物學教室。戶隱草因此又有了「破門草」的名稱，而這個事件，便以破門草事件這個名稱流傳了下來。
不過為何矢田部要對這個學名如此在意？歷史上被歸併或是競爭發表的植物相當多，為何破門草事件成為鬧得這麼大的事件？原因可能在於1890年發表的「矢田部宣言」。
矢田部良吉等日本學者，剛開始在了解外國植物學家命名的植物時遇到了很大的困難。要檢閱模式標本就必須出國，也難以取得相關記載。他們僅能檢討自己採集的標本是否符合他人記載的種類，即便他們覺得可能是過去未曾發現的種類，也無法獨立發表。由於缺乏可比較的模式標本和可靠的資料，加上嚴重缺乏文獻，他們只能將標本寄給外國專家請求鑑定。然而，隨著需要鑑定的標本數量增加，得到回覆變得越來越困難。
在這種情況下，1890年（明治23年），矢田部良吉發表了「泰西植物學者諸氏に告ぐ」（A few words of explanation to European botanists）的英文宣言，這篇文章發表於《植物學雜誌》第四卷第四十四號，後人多以「矢田部宣言」稱之。以下是宣言的要點：
「我已經研究日本植物十年了，在此期間遇到了不少有疑點的植物。我曾將這些植物標本寄給歐美的學者請教，但很少能得到滿意的回答，這讓我非常失望。我開始在帝國大學收集植物標本。以前，日本連一份值得參考的標本都沒有，也缺乏相關文獻。然而，現在我已經收集了相當數量的標本和文獻。因此，我決定對我認為是新種的植物直接命名並發表，而不再麻煩歐美學者。不僅是新種，還有些是新發現於日本的植物。植物學雜誌將陸續發表這些論文，因此我認為有必要解釋一下原因。我要進行這樣的大膽舉動有兩個理由：一是我有一些樂於受訓練且能提供良好幫助的夥伴，我自身的研究也在快速進步；另一個理由是我正在準備三部包含單種誌（物種專著）在內的著作。」
或許是提出了這麼強豪的宣言，矢田部需要一些「業績」來證明這個宣言所言不虛，因此破門草對他來說是如此重要 (或許馬克西莫維奇獻名給他也是其中之一)。所以才會對伊藤的作為如此憤怒吧！有關這件事的始末，其實有個人相當詳細的記載了下來。那個人是誰呢？當然就是當時也在東大植物學教室活動的牧野富太郎。
有關牧野富太郎，其實前面思薇寫的幾篇文章，已經相當立體的介紹了這位大師。前面介紹的書《山林花草追尋記》中，也收錄了不少牧野的著作。不過有關牧野的生平，除了日方製播的晨間劇「爛漫」以外，日前在臺灣出版的小說《植物學家》，也有詳細的介紹。
會與這本小說接觸到，也是相當難得的緣分。幾個月前，在出版社擔任編輯的朋友，問我有沒有空審定一本由另一個出版社預計出版的小說，內容是有關牧野富太郎的一生。不過因為出版在即，時間相當緊迫，可能沒辦法像先前的稿件一樣有很充裕的審定時間。我考慮了一下，想著「雖然時間很趕，不過還是想試試看」的心情，接下了這個委託。現在看來，審定這本書大概是我今年最棒的閱讀體驗之一了！雖然全文長度超過十萬字，但是在編輯和翻譯的用心努力之下，整本小說閱讀起來相當流暢，人物形象也很立體，一邊閱讀一邊審定，能夠審定這麽棒的書，實在是相當難得的緣分和體驗。閱讀這本書，可以很完整的認識牧野富太郎這個人、他的個性、以及稱為瘋狂也不為過的一生，在他長壽的人生旅途中，發生了更多比破門草事件更離奇的事情。總之，我個人相當推薦這本書，不管你是否對牧野富太郎有興趣，也不論是否看過爛漫、或是牧野的任何著作，即使單純作為一本小說，都是很值得閱讀的作品，就是這麼的棒。
地名植物學：以能高為名的植物
在臺灣的植物當中，有很多種類都是以地名為名，例如臺灣扁柏 (Chamaecyparis obtusa var. formosana)、玉山筷子芥 (Arabis lyrata ssp. kamtschatica) 或是台東龍膽 (Gentiana tenuissima) 等。有些地名因為開發時間早、地區廣大、或是交通便利容易造訪等原因，所以留下較多的採集記錄，因而有比較多以該地區為名的植物，例如阿里山、玉山、巒大等。「能高」也是屬於這個範疇的名稱，在臺灣的植物之中，留下了不少蹤跡。這篇文章就來探討，這些名為「能高」的植物有哪些？又有什麼特色呢？
有關能高這個地名的由來，目前並沒有比較明確的說法，不過從這個名稱使用的歷史看來，應該是一個存在已久的地名。在日本時代，能高山更是與新高山、次高山並列的三高山的有名存在，所以有許多以能高為名的植物，並不是讓人意外的事。
根據調查的結果，在臺灣的維管束植物中，共有30種植物在學名或俗名中有「能高」二字，有的是現在仍然使用中的名稱，例如能高灰木、能高金絲桃；有的已經很少使用，如能高碎雪草、能高芋蘭，這些名稱多半在學名整併後，使用了另一個更加常用的俗名，使得這個名稱不再使用。以下將這些名稱分成不同的類別介紹：
一、源自於學名
- 現行學名
- 能高灰木 Symplocos nokoensis (Hayata) Kaneh.
- 能高山茶 Camellia nokoensis Hayata
- 能高佛甲草 Sedum nokoense Yamam.
- 能高蟹甲草 Parasenecio nokoensis (Masam. & Suzuki) C.-I Peng & S.W. Chung
- 能高大山紫雲英 Astragalus nokoensis Sasaki
- 能高羊耳蒜 Liparis nokoensis Fukuy.
- 能高金絲桃 Hypericum nokoense Ohwi
- 能高刀傷草 Ixeridium transnokoense (Sasaki) Pak & Kawano
- 泛能高山茶 Camellia transnokoensis Hayata
- 能高黃菫 Corydalis nokoensis Hayata*
- 這些名稱目前仍在使用，學名和俗名中均含有「能高」。
- 目前該學名已被合併不再使用
- 高山粉蝶蘭/能高粉蝶蘭 Platanthera transnokoensis Ohwi & Fukuy.=Platanthera sachalinensis F. Schmidt
- 長柄冷水麻/能高冷水麻 Pilea nokozanensis Yamam.=Pilea angulata (Bl.) Bl.
- 臺灣山菊/能高山菊 Ligularia nokozanensis Yamam.=Farfugium japonicum (L.) Kitam. var. formosanum (Hayata) Kitam.
- 能高籟蕭 Anaphalis transnokoensis Sasaki=Anaphalis royleana DC.
- 小實女貞/能高女貞 Ligustrum nokoense Masam. & Mori=Ligustrum sinense Lour. ex Dence
- 嫩莖纈草/能高纈草 Valeriana nokozanensis Yamam.=Valeriana flaccidissima Maxim.
- 臺灣胡頹子/能高胡頹子 Elaeagnus nokoensis Hayata=Elaeagnus formosana Nakai
這些學名（前面的部分）目前已經被併入另一個種類（後面的部分），連帶中文名稱也不再使用。不過，有趣的是，能高籟蕭是在學名變更後，仍然保留中文俗名的唯一案例。
二、模式標本採自能高
這些植物的中文俗名中有「能高」，但是在現行學名及其同物異名中並沒有包含以能高為名的學名。經查證，其現行學名或是同物異名的模式標本來自能高山區。
- 能高鬼督郵 Ainsliaea paucicapitata Hayata
- 能高芋蘭/禾草芋蘭 Eulophia ramosa Hayata=Eulophia graminea Lindl.
- 能高春茅/臺灣黃花茅 Anthoxanthum viridescens Honda=Anthoxanthum horsfieldii (Kunth ex Benn.) Mez var. formosanum (Honda) Veldkamp
- 能高碎雪草/玉山碎雪草 Euphrasia matsudae Yamam.=Euphrasia transmorrisonensis Hayata
- 能高懸鉤子/梣葉懸鉤子/紅狹葉懸鉤子 Rubus rubroangustidolius Sasaki=Rubus cardotii Koidz.
- 能高鱗毛蕨/近中肋鱗毛蕨 Dryopteris costalisora Tagawa
- 能高懸鉤子/虎婆刺 Rubus croceacanthus Lévl. var. glaber Koidz.=Rubus croceacanthus Lévl.
這些種類和前面的第二種狀況相同，許多種類的學名都已經被整併，使得中文俗名也不再使用。其中僅有能高鬼督郵和能高鱗毛蕨仍然是使用中的學名。
三、學名中有，但是俗名中沒有能高
- 玉山擬鱗毛蕨 Dryopteris nokoensis Tagawa=Dryopteris transmorrisonensis (Hayata) Hayata
- 臺灣鹿藥 Smilacina nokomonticola Yamam.=Maianthemum formosanum (Hayata) LaFrankie
- 華胡枝子 Lespedeza chinensis var. nokoensis Ohwi=Lespedeza chinensis G. Don
這些學名中含有「能高」，但對應的中文名稱中卻沒有。
四、原因不明
- 能高山杜鵑/玉山杜鵑 Rhododendron pseudochrysanthum Hayata
- 能高薔薇/太魯閣薔薇 Rosa pricei Hayata
這些植物很有趣，儘管完全找不到和能高相關的明確證據，但因其分布於能高山區，也許因此得名。
這篇文章其實是幾年前爬能高安東軍之後，下山就開始構思的題目。不過有別於先前巒大山為名的植物的文章，在初步收集資料後發現其實複雜得多，所以草草把學名先整理下來就丟到硬碟的深處。直到最近又遇到以能高為名的植物，才又重新檢視這個主題，把相關資料順勢找一找，把文章寫出來。途中還有一些有趣的小發現一併記錄在這裡：這些植物的發表時間大多都落在1920年之後，應該與能高越橫斷道路的修築有關。其二，過去能高的範圍可能比現稱者廣泛，甚至包括某些海拔較低的地區，這點可以從這些植物中亦包括少數分布於中低海拔的種類得知，例如能高山茶、禾葉芋蘭等種類。
*能高黃菫是一個相當謎樣的種類。雖然現有的資料來源均指出這個種類是由早田文藏（B. Hayata）所發表，但關於這個植物的具體資訊，如發表時間與文獻，目前仍處於未知的狀態。根據本文中提及的所有學名的發表時間，可以推測，早田氏在1911年至1920年之間發表了一系列以能高為種小名的植物。然而，在這個時期的主要著作，如《臺灣植物圖譜》和《臺灣植物資料》中，都沒有記載這個名為能高黃菫的學名。
英文版《中國植物誌》的作者將這個種類合併到臺灣黃菫（Corydalis balansae），但未交代這一合併的理由，因此從這裡也無法得到更多相關資訊。
有趣的是，谷千秋等人在1975年曾經發表了有關本種生物鹼的研究，並在植物體中發現了一種新的生物鹼，並命名為nokoensine。根據該文獻，研究材料來源於1970年在南投的雲海地區採集（推測為能高越嶺道西段的雲海保線所附近），確實是被長期稱之為能高的地區。然而，這些材料是否就是傳說中的能高黃菫，仍不得而知。
種子428-4：窮盡想像力仍難以想像—二葉樹科（Welwitschiaceae）
二葉樹科是買麻藤目 (Gnetales) 中的三個科之一，這三個科包括二葉樹科、麻黃科 (Ephedraceae) 和買麻藤科 (Gnetaceae)，它們可說是裸子植物中的異類，和尋常見到的松、杉、柏甚至是蘇鐵銀杏等都完全不一樣。這個目中的很多種類在不揭曉它是裸子植物之前，難以想像這竟然是裸子植物，甚至還曾經被認為是連結裸子和被子植物的失落環節。二葉樹科這種奇特的模樣，讓日本人給它取了一個「奇想天外」的名稱，可見這種植物超乎想像的程度。
形態
二葉樹顧名思義，就是它只有兩片葉片，這兩片葉並不像大多數植物一樣會隨時間脫落更新，終生就只有這兩片葉子。這兩片葉片會隨著植株生長而變得越來越大，並且會從中間縱向裂開，所以看起來會像是一堆叢生狀的葉片，但是如果追溯到植株的基部，那麼其實就只有兩片葉子而已。二葉樹屬於雌雄異株的植物，雄株和雌株的毬花外型相當類似，都是從植株中央長出幾根多分岔的花序，上面長了幾個角錐形的毬花。雄株的毬花會從覆瓦狀的苞片中，伸出帶柄的聚合囊 (synangium)，雌株也很類似，但是從苞片中伸出的是微柱 (micropyle)。雌毬果授粉成熟之後，便會逐漸成熟，長出帶翅的薄型種子。
親緣關係
許多研究均顯示，二葉樹科在買麻藤目中與買麻藤科 (Gnetaceae) 的關係較近，兩者形成一個單系群，而麻黃科 (Ephedraceae) 則是這兩者的姊妹群。雖然有這層關係，但是三者在形態上看起來根本毫無相似之處。
物種數量與分布
二葉樹科的現生物種僅有一種，即二葉樹 (Welwitschia mirabilis)。這種植物僅分布於非洲的西南部，從安哥拉境內的本蒂亞巴河 (Bentiaba River) 到納米比亞境內的奎斯布河 (Kuiseb River) 之間，距離海岸約10公里，往內陸延伸150公里的長型區域。這個區域位於納米布沙漠的北部和中部，是年雨量極低的乾燥地區 (平均年雨量低於100公釐)。這種極度乾旱條件，使得二葉樹發展出極深的軸根系統，並且生長於乾河道或是降雨量較高的區域，以取得深處的地下水。另一個水分的來源，則是源自於夜間升起的濃霧，二葉樹下垂的葉片有助於收集這類霧氣中的水分，並將水分直接往下澆灌到根系。此外，過去的研究發現二葉樹的葉片兩面均有氣孔 (一般多僅分布於下表面)，認為可能有助於吸收空氣中的水分，但是目前的研究結果不支持這個論點。
有趣的是，生長在降雨量較少的地區的二葉樹的植株尺寸較大，而生長在降雨量較多地區的植株則反而比較小。這種有趣的差異可能來自於競爭，雨量較多的區域，二葉樹經常生長在疏林中，因此需要與其他植物競爭養分，然而在較乾燥的地區，二葉樹因為缺少其他植物的競爭，所以反而可以長得比較大。
目前為止，二葉樹在生育地中的數量仍多，更新也頗正常，所以並未被列入IUCN的任何保育等級當中。
用途與文化
羚羊和犀牛在乾旱的季節會啃食二葉樹肥厚的葉片，並留下粗厚的纖維，這類的啃食行為看似對二葉樹有害，然而在未傷害到葉片分生組織的狀況下，二葉樹仍然可以正常的生長。
過去，赫雷羅人 (Herero) 會採集柔軟的二葉樹中心 (特別是雌株) 生吃或是在灰燼中烤熟，因為吃起來相當柔軟的緣故，二葉樹得到onyanga這個名稱，意思是沙漠中的洋蔥。
結語
綜觀二葉樹，其獨特的形態、與買麻藤目其他成員之間的親緣關係，以及在極端環境中的適應能力，無不證明了它在演化史上的特殊地位。難怪J.D. Hooker在命名時，會選用mirabilis（拉丁文中奇特、奇妙之意）這個種小名，這種植物的奇特外型顯然帶給他極大的衝擊。儘管生存環境嚴峻，但二葉樹數量穩定，適應策略豐富，為研究乾旱環境中的植物提供了寶貴資料，且在當地文化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沙漠中的二葉樹]
紀錄棲地的好辦法—光學雷達
我們在野外採集或調查的時候，除了植物本身的樣本之外，棲地資訊是很重要的資訊，這些資訊有很多種類型，例如GPS點位、伴生植物、土壤類型、溫濕度等，需要收集哪類資料，端看研究取向的需求而定。一般在採集的時候，最常見的記錄方法就是拍攝生育地的照片，以及在採集記錄上把棲地資訊寫成文字描述。相傳最早在標本上記錄棲地的是J.D. Hooker，他在1839年在維德角採集的一份標本上，標注了“rock”，表示採集的植物長在岩石地上。在那之後，就有越來越多的採集者在標本上留下棲地資訊，不過使用的仍然是Hooker當年的方法，即使在將近兩百年後的今天，這個方法也沒有太大改變，頂多就是加上一些更詳細的GPS或海拔之類的內容。
隨著科技發展，許多新產品可以協助我們更簡單詳細的記錄棲地資訊。最簡便的就是把生育地的照片拍下來，甚至是加上GPS的點位。不過照片仍有極限，照片中呈現的景色多半有程度不一的壓縮感，使得照片看起來略顯失真，加上拍攝的內容往往來自於攝影者的主觀選擇，很難有統一的拍攝方式，也很難更深入的分析這些資料。而更常見的還是如同200年前Hooker的作法—文字記錄，不過文字紀錄比起照片的表達力又差了一截，也更考驗檢視者的想像力。
然而，因為標本的保存時間往往超乎當代的想像，所以很多應用在採集的時候是不存在的。例如現代的科學家經常從標本中抽取DNA獲得遺傳資訊，然而這個功能在製作標本的當下應該是無法想像的。因此，盡可能標準化的保留標本資訊，可以最大化的把標本資訊流傳下去，從而有機會應用於這些目前未知的研究。有鑑於此，Zizka等研究人員認為在記錄棲地資料的時候，可以借助光學雷達 (LiDAR) 的幫助。
光學雷達 (或稱光達) 其實就是雷達的升級版本。雷達的原理是發射出無線電波，並且記錄從目標物回傳的無線電波，藉此得知目標物的方位與距離。而光達使用的是波長更低的雷射光，因此可以記錄尺度更小的變化。這種方式可以得知目標物的外型與距離，也因此可以用於記錄棲地中各種地形、植被等資訊，掃描完成後可以利用3D建模呈現棲地資訊。這樣的紀錄方式容易標準化、且較不受到記錄者的主觀判斷影響記錄內容，對於未來的應用而言相當有利。過去這類裝置僅限於專業使用者且價格不菲，然而隨著智慧型手機的發展，光達也已經被搭載在許多手機上，成為容易取得的隨手裝置。目前為止，雖然沒有實際使用光達收集標本採集資訊的案例，不過光達的潛力很容易想像。Zizka等在一篇發表於植物學期刊「TAXON」的觀點文章中提到：光達紀錄的棲地類型可以協助辨識僅生長於特定棲地類型的植物種類，面對如柳屬 (Salix) 此種樹高和生長型式差異很大的類群，也可以協助紀錄此類資訊，進而促進分類學的發展。作者也認為，雖然過去採集者的文字記錄也可以達到上述目的，但是光達掃描最大的附加價值，在於擴大標本在生物多樣性研究的應用。除了專業性的應用外，光達掃描的成果也可以作為博物館展示的一環，更加真實的展示植物的棲地，讓展覽有更佳沈浸感。
雖然光達的技術可以為標本帶來相當巨大的附加價值潛力，然而目前缺乏標準化的儲存格式、儲存掃描模型的資料庫、以及針對這個目的開發的應用軟體等，都是未來需要發展的事項。不過光達技術的普及化和進步速度，讓人非常期待這個技術在分類學的應用前景。
Zizka et al. 2022. LiDAR sensors in smartphones can enrich herbarium specimens with 3D models of habitat at high precision and little cost. https://doi.org/10.1002/tax.12861
[上京看標本4] 歷史學與植物學之眼
這篇文章是這個系列的最後一篇，算是一個總結和心得的分享，也因為這樣，這篇文章的結構可能比較鬆散，還請看的朋友見諒。這次到東大標本館看標本，原先是想像之前一樣一人作業就好，可以快速的完成。不過想到之前在跟思薇討論的過程中，發現歷史學和植物學者看標本的角度與內容有明顯的差異，而且有許多我們都很好奇的議題，感覺如果一起到東京看標本會是很有趣的經驗，所以就有了這次一起到東京的旅程。
我原本預計到東京大學工作的時間是5個工作天，加上旅途往返的時間，總共會在東京待一週左右。不過在去之前，我們其實做了很多的事前工作，首先是詳細的討論了到標本館後的工作內容，包括要看哪些標本還有文獻、要跟館方人員討論什麼問題、準備提問的素材等資料，都花了滿多時間，才終於確認工作內容。不過在出發之前，我還是相當樂天的想說有5天的時間可以慢慢的看標本，想到能夠在館藏量豐富的標本館裡面，從早到晚不被打擾的一直看標本，讓我感到相當的愉快與期待。順帶一提，總合博物館一樓的展覽相當精彩，有機會到東大的話不妨一覽。
到了現場之後，我順利的看到了想看的標本，不過我們完全低估了事前準備與館方人員討論問題的時間，以致於我們每天進標本館後，拿出材料討論不久，馬上就到了中午休息時間，而下午也是同樣的狀況，總覺得每天都過得很充實，但是時間也飛快的流逝。加上又安排了一天到小石川植物園標本館，時間上更顯得窘迫。不過能進行這麼充分的討論，主要還是歸功於這座標本館裡面各式各樣的館藏，以及館方人員對藏品深厚的了解與經驗，隨時可以從標本櫃當中找到佐證的標本與文獻，讓人感受到百年的時間在這座標本館中累積的厚度。舉例來說，這一次拜訪的其中一個目標，在於討論標本台紙上的某些註記是否為早田文藏的筆跡。在台灣的時候，從過去到東大拍攝下來的標本影像裡，整理了一些初步的材料。不過到了東大現場的時候，發現了更多類似的材料，甚至在與標本館負責人池田博教授與清水晶子女士討論後，我們更清楚的辨識出早田在不同時期的筆跡型式的差異。除此之外，池田教授也展示了松村任三的筆跡與早田的差異，還連帶看到了染井吉野櫻 (Prunus yedoensis) 的模式標本，只能說標本的研究真是很深的一門學問。
這次看標本的過程中，讓我體會到不同學門的研究人員看待標本的不同視角。身為一個植物研究者，檢視標本的時候往往著重於標本上的資訊，例如對照模式標本的採集資訊和文獻上的紀錄，或是標本上的植物材料所展示的特徵等。然而，對於歷史學者而言，標本展現的是每個經手的人在上面留下的痕跡，所以也是一份歷史檔案，上面不管是植物材料、各種標籤、乃至於台紙上的註記等，都代表著製作者或寫下這些文字的人當下的想法。而這份標本在製作當下的時空背景與製作目的，也是關心的重點之一。
歷史學的知識，也可以協助我們判斷原始材料產生的時空背景，特別是作者未使用在文獻中的資料。誠如法規9.4條款所言（節錄）：在本法規中，原始材料包括下列要素：(a) 作者認為與該類群相關的標本與圖版（未發表或先於原始文獻發表），並且在作者準備該類群的敘述、鑑定特徵、圖版及分析之前或當下可取得。這些未發表的標本或圖版如何認定，以及判斷作者當時能否取得這些材料，大概並非僅靠植物學的知識就能夠判斷。這次在東京大學標本館中找到一張永澤籟蕭（Anaphalis nagasawae Hayata）的圖版，這張圖版是線繪稿，各細部構造也已完成，然而該圖版並未使用在後續的任何相關出版物中。不過，我們可以從圖版下方手寫學名的筆跡判斷，這是早田寫上去的學名，這麼說來，這就是一張永澤籟蕭的原始材料，這張沒有發表的圖版，能夠協助我們更加理解早田認定的永澤籟蕭的形態特徵。
這個例子清楚說明了歷史學與植物學之間的互補性。雖然植物學者可以透過圖版上的細節來推測植物的形態及分類，但歷史學者更注重透過手寫筆跡、文獻背景和當時的社會文化環境，來判斷、考證這些資料的真實性與學術價值。因此，雙方的緊密合作，可以進一步破譯標本及相關圖版的多重意義。然而，這樣在植物與歷史學者間的跨領域合作，在實務上仍然相當少見。從另一方面想，這樣的狀況是否也代表，標本的價值被嚴重低估？由於標本長期以來被視為植物學的研究材料，這批數量龐大的材料至今很少引起歷史學者的注意，或許植物學者應該更積極地尋求歷史學者的合作，並共同發表研究成果，讓植物標本擺脫只是單純的植物研究材料的概念，彰顯標本不同面向的多元意義，或許對於標本保存上也能有所助益，不再被視為舊時代的塵埃。
談完有點沈重的話題，來點稍微輕鬆的好了。其實在看標本的過程中，可以發現有很多標本的製作相當用心，整張標本栩栩如生，稱之為藝術品都不為過。前陣子讀到有許多藝廊提供月租服務，可以讓民眾把畫租回家裝飾，藉此收取租金之餘，也可以讓大眾更輕易地接觸到藝術品。或許標本館也可以提供類似的服務，把製作精良的標本仿製出租，拉近民眾與標本館的距離。
這篇有點雜的談了很多內容，或許是在出發之前沒有特別的期待，反而獲得更多意外的收穫，也才讓我有這麼多想要跟各位分享的心得吧！
[上京看標本3] 一張標本隱藏了多少秘密
在分類學研究的領域中，你可能經常聽到「看標本」或「看過XX標本嗎」這樣的對話。如果一群分類學家聚在一起，討論看標本的次數可能比討論看電影還要頻繁，甚至可以說這是一種他們之間流行的次文化活動。但是，為什麼「看標本」這件事這麼重要？它在分類學研究上有哪些具體的貢獻？這正是本文要探討的問題。
為了理解「看標本」這個概念，我們首先需要了解什麼是「標本」。分類學研究中，有各種類型的標本，包括植物、動物、礦物和古生物等。這些標本的製作方式各有不同。以植物為例，最常見的是壓製乾燥的臘葉標本，其次是數量較少的浸液標本。分類學家通常主要觀察的是臘葉標本，這也是各標本館中最主要的館藏對象。臘葉標本的製作可以追溯至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那時的植物學家和藥草學家開始製作這類標本，用於植物辨識。當時的標本類似於現代的植物圖鑑，經常被製作成冊，方便保存和攜帶，用於鑑定、教學，或是與他人交流。許多重要的標本冊都被長期保存，成為後世植物學家研究的重要資料。例如，17世紀德國植物學家保羅·赫爾曼（Paul Hermann）的標本冊就是如此，它成為了林奈（Carl Linnaeus）重要的研究素材之一，因此林奈的著作中經常引用到赫爾曼的標本冊。
隨著時間的推移，標本的形式從裝訂成冊演變為單張固定在紙張上的樣式。這些標本通常存放在專門的標本館或標本室中。
這種簡單易行的植物保存方式一直延續至今，看標本已成為分類學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看標本這個活動實際上是在「看」什麼呢？現代分類學家看標本的流程通常是前往標本館，從標本櫃中取出目標類群的標本進行檢視。整體過程其實相對簡單，也相對靜態——反覆檢視大量標本的過程中很容易感到疲倦，尤其是標本館通常維持在較低的溫度。因此，這項工作非常適合需要安靜環境與獨處時間的研究者。
那麼，看標本到底是在「看」什麼呢？事實上，一張標本載有相當豐富的資訊。除了植物本身的形態特徵外，標本台紙上的註記與標籤也提供了大量的信息，例如採集者、採集地點、採集時間等。有時，標本上甚至還會附有採集者或過去研究者的註記、書信、照片等，這些都讓單張標本具有更多的研究潛力。因此，看標本絕對不是簡單地將文獻資料與標本上的資訊對照而已。若僅止於此，可能會錯過許多重要的細節與訊息。為了更清楚地說明標本上蘊藏的訊息量，以下將以一個具體例子來進一步說明：
日本東北大學的大橋廣好和大橋一晶教授於2008年在《植物研究雜誌》發表了一篇文章，討論臺灣杉 (Taiwania cryptomerioides) 的選模式（lectotypification）議題。在臺灣杉的模式標本上，共有4段枝條（植物材料）、4張台紙上的標籤、4張附在枝條上的標籤、以及2個裝有碎片的小包。
這些不同的材料各自帶有不同的訊息。舉例來說，台紙右側有一段柳杉 (Cryptomeria japonica) 的枝條，旁邊附有手寫標籤，表明這是一個參考用的標本，不屬於臺灣杉模式標本的一部分。而在剩餘的臺灣杉材料中，有兩段枝條上綁有手寫標籤，這是採集者小西成章對於這個植物的一些註解，包含植物名稱、枝條來源、採集地點、海拔高度和採集時間等資訊。
另一段植物材料則是從前述的一個臺灣杉枝條上取下，這段沒有任何標籤備註，但在台紙上標示該段取下處附近，有一段筆跡寫著「此處有一段帶果枝條」。至於碎片小包，其中一個應該由發表者早田文藏製作（上面有早田的筆跡），而另一個可能是收集後來才脫落的毬果而添加的。
此外，那些貼在台紙上的標籤，除了早田文藏原始書寫的標籤外，還有後來標本館人員加上的翻譯小西氏綁在枝條上的標籤，以及Farjon在1992年貼上去表示這張標本模式類型的標籤。
由此可見，標本上載有豐富的訊息，包括直接觀察到的植物形態以及各種歷史註記，這些訊息共同構成了對標本的完整理解。
有關選模式的詳細過程並不是本文的重點，所以在此就不多加敘述。不過，從這篇文章中，我們可以了解到一張標本所含的訊息不僅限於植物本身的狀態。標本上的標籤內容、製作者、製作年代等，都是值得關注的重要訊息。特別是早期的標本，往往包含許多原始文獻上未記載的資訊。因此，觀察標本就像觀察植物一樣，需要培養銳利的觀察能力。而這種能力只能透過不斷檢視標本和充實相關知識達成。觀察標本不僅是對植物形態的研究，更是對歷史文獻、研究過程和各種細節的全面了解。
總結來說，「看標本」是分類學家們不可或缺的重要活動，也是研究生涯中的一項關鍵任務。每張標本就像對特定時空的濃縮取樣，蘊含的訊息需要專業知識來解讀，否則這些標本看起來就僅僅是一些古老、陳舊的乾燥植物，只是舊時代的遺物，毫無用處。然而在現代，標本的價值常常被過度低估，許多標本館因經費不足正面臨裁撤的風險。雖然研究標本或許不如執行先進的生物資訊分析那麼引人入勝，但它所能帶來的價值依然是植物學研究中極為重要且不可或缺的一環。對於分類學家們而言，標本是理解植物世界和探索自然歷史的重要資源，這也是為何「看標本」活動在學術界依然保持其重要性的原因。
[上京看標本2] 小石川植物園：歷史、植物與科學的匯聚之地
小石川植物園，又稱為東京大學大學院理學系研究科附屬植物園，是一座位於東京都文京區的植物園。雖說是附屬植物園，但是它的歷史其實比東京大學本身更悠久。1684年，五代將軍德川綱吉廢止位於現在南麻布的幕府南藥園，將白山御殿的一部分區域被劃為新的藥園，稱為「小石川御藥園」。到了第八代將軍德川吉宗的享保六年（1721年），御藥園擴展至整個御殿的範圍，占地約四萬五千坪，形成了現今植物園的大致規模。隨著時代的變遷，御藥園逐漸衰退，幕末時期縮小至僅五千一百坪。然而，明治維新期間，御藥園作為「大學醫院附屬御藥園」由東京府管轄，幾乎恢復到享保年間的規模。1877年，植物園改名為東京大學附屬小石川植物園，直到1998年改稱東京大學大學院理學系研究科附屬植物園為止，其間歷經多次改名，不過眾人仍然習慣稱之為小石川植物園。
最早的植物學教室
事實上，小石川植物園不僅只是另一個館藏標本的場所，植物園本身就是一個獨立的研究機構，這點可以從小石川植物園的發展一窺究竟。東京大學成立初期 (1877年)，當時由於校舍建設的進展緩慢，空間不敷使用，植物學科在1897遷移至植物園。直到1935年，隨著理學部二號館在本鄉校區竣工，植物園的植物學教室與其他自然史相關教室再度遷移回到本鄉校區。然而，這段時間的植物學教室建築，則在二戰 (1945年) 的火災中全數燒毀，殊為可惜。這段位於小石川植物園的時期，也孕育了許多重要的研究，例如1896年平瀬作五郎和池野成一郎分別發現銀杏和蘇鐵的游動精子、早田文藏的《 臺灣植物圖譜》全十卷 (1905-1921) 也完成於此處，也發生過著名的「破門草事件」，這段時期的植物學教室，生機蓬勃且主導了日本的植物學研究也不為過。
小石川植物園的標本館
小石川植物園的標本館位於主要建築物的二樓，區分為幾間標本室，分別收藏不同類群的標本。兩地的標本館雖然都是東大標本館的一部分，但是兩個地方基本上是獨立運作，所以在預約檢視標本的時候，通常需要分別聯絡兩邊的負責人。這裡的標本同樣也是根據恩格勒系統排列，不過不同的是，這裡的標本櫃沒有如同總合博物館內的編號查詢系統，而是比較常見的直接根據學名排列的方式，所以搜尋起來也比較直觀。不過檢視標本的桌子位於裸子植物的標本室，所以需要將標本從各別的標本室搬到這間來看。好處是這裡的桌面比總合博物館的大上不少，所以有很充足的空間可以在桌上攤開標本，相當方便。
不過小石川植物園的交通不若本鄉校區方便，比較近的地鐵站為白山站或茗荷谷站，不過因為兩個站到植物園的途中，以及進到植物園內都要經過滿長的上下坡，所以不太建議攜帶行李箱過來 (會拖到很累)。
標本館之外
來到小石川植物園，除了檢閱標本館的標本之外，還有許多「景點」可以探訪。例如和標本館同一棟建物中的圖書室，藏有許多早期的文獻，和東大總合博物館的圖書室一樣，都是不能錯過的寶庫。園長室中則掛有歷代園長的畫像，其中包括在臺灣植物學的先驅早田文藏，以及他的老師松村任三的畫像，值得一看。除此之外，植物園的溫室中栽培有許多小笠原群島的植物，該群島位於東京外海，擁有許多珍貴稀有的保育類植物，許多種類均有栽培在這個溫室中。
此外，植物園還有許多有趣的植物，例如牛頓的蘋果，沒錯，就是那棵發現萬有引力的蘋果，植物園栽培的是那棵樹的分株 (不過據說結的果實不甚美味)。而發現游動精子的蘇鐵和銀杏，也是很有植物學意義的紀念物，這棵銀杏目前約300歲，到了秋天落葉時節，也是東京裡一道隱密的風景。
春天造訪植物園的話，一定會被那幾棵古老的染井吉野櫻 (Prunus yedoensis) 的花海吸引，不過你知道嗎？松村任三當初發表時的模式標本正是取自這幾棵樹，也就是說，這幾棵樹正是活的模式標本 (標本典藏於總合博物館標本室)，只不過究竟是從哪一棵樹採集的標本，就已經不可考了。對於習慣在標本上看到已經製作為臘葉標本狀態的模式標本的我們而言，能夠看到與百多年前發表時同樣的一株植物，還好好的活在植物園裡，確實會有一種相當不可思議的悸動感。了解各種植物背後的故事，或許也是徜徉在小石川植物園的一種樂趣吧！
結語
小石川植物園，這座歷史悠久的綠色寶地，不僅見證了日本植物學的發展，更承載了豐富的文化與科學遺產。從德川時代的御藥園到今日的研究機構，它經歷了多次變遷，始終在植物學研究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無論是探尋植物學的歷史，還是享受自然的靜謐，小石川植物園都是一個不可錯過的珍貴的地方。或許下次造訪東京時，它可以成為你的一個小小的私房景點。
有關小石川植物園的歷史，可參考：植物学教室が小石川植物園にあった by金井弘夫
[上京看標本1] 東京大學植物標本館：170萬份藏品背後的故事
標本館 (herbarium) 是每個植物分類研究者必定造訪的機構，其中典藏的臘葉標本，是研究者重要的研究材料。在臺灣，研究者必定拜訪的標本館包括臺灣大學植物標本館 (TAI)、林業試驗所植物標本館 (TAIF)、中研院植物標本館 (HAST) 等，這些標本館可能歷史悠久、館藏許多從日本時代以降的標本，或是有豐富的館藏等。不過若提到國外的標本館，很多人可能第一個想到的，就是東京大學植物標本館。
東京大學植物標本館的歷史與收藏
東京大學植物標本館（標本館代號TI）成立於1877年，創校之時就已經存在，是日本歷史最悠久的標本館。如今，東大標本館的館藏量約有170萬份，其中包括超過2萬份的模式標本。標本館的藏品主要分為兩部分：蕨類、裸子植物與被子植物中的合瓣花類存放在小石川植物園標本室，而單子葉植物與離瓣花類則在東京大學的總合博物館標本室。
值得一提的是，這些珍貴的標本中還包括了許多從臺灣採集而來的標本，尤其是一些模式標本，這使得東京大學植物標本館成為臺灣植物研究的重要基地。不過臺灣與東京似乎距離遙遠，為何臺灣的重要標本會典藏於東京的標本館，這層淵源是怎麼來的呢？
與臺灣的淵源
說起東京大學植物標本館與臺灣的淵源，就不得不提到日本在臺灣進行的植物調查。早在1896年，東大因為獲得帝國議會的經費支持，得以展開學術探險，這也成為日本在臺灣最早有系統的植物調查的起點。參與這次調查的人員，包括大渡忠太郎、牧野富太郎、內山富次郎以及本多靜六。他們所採集到的標本被送回東大植物學教室，由松村任三進行研究。
若要談到對臺灣植物資源的真正系統性調查，則始於1905年由川上瀧彌主持的有用植物調查。這次調查歷時數年，參與人員除了川上瀧彌外，還有早田文藏、中原源治、島田彌市和佐佐木舜一等人。他們採集的標本大多送回給東大的早田文藏進行研究與發表，這些標本也成了東大標本館收藏的臺灣標本的主要來源。
東大與臺灣之間的深厚淵源，正好體現了全球各地標本館藏品的特點——標本館的館藏內容往往與該館研究人員的研究歷史密不可分。要找到某種植物的模式標本，通常需要追溯命名者的研究歷程。當然，還有其他因素會影響標本的歸屬地，但歷史背景是了解標本來源的重要線索之一。
舉個例子，小泉源一（G. Koidzumi）這位東大的畢業生，就是一個典型案例。他在學生時代所採集的標本至今仍然存放在東大植物標本館。然而，隨著他的學術生涯轉移到京都大學，他在那段期間所採集的標本全數轉藏於京都大學植物標本館。因此，研究小泉源一的標本，就必須了解他在不同時期的學術活動和所屬學校。
館藏介紹
如前言所述，目前東京大學標本館的館藏分為兩個地方，各自收藏不同類群的植物標本。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安排呢？經詢問館方人員後，我們得知，這是根據當時研究人員的專攻類群來分配的，因此形成了這樣的分配方式。目前，東大總合博物館收藏約有100萬份標本，而小石川植物園則有約80萬份標本。本文將主要介紹總合博物館，小石川植物園的部分則留待後文詳述。
東京大學位於東京都的文京區，附近有上野、東京巨蛋和皇居等觀光景點。總合博物館是一棟綜合性建築，一樓設有常設性且對外公開的免費展覽，頗為值得一看。二至七樓則是不同的研究、辦公空間和圖書室等。植物標本館設於五樓，如果你想參訪，需事先寫信說明造訪的時間和目的等，以便安排。
進入標本館後，你會發現這裡的空間意外的狹小，很難想像在這樣的地方可以塞下100萬份標本。打開標本櫃更能體會到這裡的狹窄程度—你得小心翼翼地才能拿出標本，如果不把標本舉到頭上，你就得倒車走出走道。另外，館內看標本的空間也很有限，僅有一張小桌子，因此如果超過兩個人同時查看標本，空間便顯得相當侷促。因此，建議不要太多人一同前來查看標本，這樣才能更有效率地進行研究。
相信在看到兩處標本館的館藏內容的區分後，敏銳的讀者可能已經猜到了，這是一間使用恩格勒系統（Engler system）的標本館。各科的順序是根據該系統來排序。此外，標本館還依據標本的來源，把標本櫃分成四個部分，即東亞、喜馬拉雅、東南亞以及其他地區。因此，要在這個標本館中查看某個特定科或屬的標本，可能需要打開四個不同區域的標本櫃。
每個標本櫃都有專屬的編號，所以在找到目標科別之前，建議先查閱清單，確定目標科屬的放置編號。除了豐富的標本外，館內的圖書收藏也是不容錯過的一環。這裡有來自日本及東亞各地的植物誌、喜馬拉雅山區的報告等，這些都是在臺灣不易取得的珍貴文獻。
如果你覺得館內的藏書還不夠過癮，可以向館方人員詢問是否可以閱覽二樓的圖書室，那裡也有海量的文獻供你查閱。對於熱愛文獻的人來說，這絕對是一個不容錯過的寶地。
結語
東京大學植物標本館不僅在日本境內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對於臺灣植物研究的價值也同樣不可小覷。造訪此地，不僅可以查閱重要的標本，還能透過這些標本和各種文物，體會到一個東亞地區重要研究機構在過去百多年來累積的深度與厚度。順帶一提，明年（2025）四月，東大標本館將主辦一個相當大型的展覽，主題是早田文藏。早田文藏被譽為臺灣植物學之父，對他有興趣的朋友絕對不能錯過這次展覽。
有關東京大學標本館的介紹，可以參閱這個影片 (還可以看到親切的池田博士)：池田博 東大の植物標本室と収蔵品
《山林花草追尋記》一個中年男子的植物札記
近年來，牧野富太郎的風潮席捲了日本各地，其起因是一部晨間劇《爛漫》。劇中演繹了牧野的生平和他對植物的熱愛，隨著這部日劇在日本的走紅，牧野富太郎的名字在日本掀起了一股熱潮，甚至在他的故鄉高知縣，到處都能看到與他相關的宣傳品。這股風潮也隨著劇情演出愛玉子和牧野來到台灣的情節，而吹到了台灣。
這股風潮促使台灣的出版社引進了許多牧野的著作，其中包括本文介紹的《山林花草追尋記》(原書名《牧野富太郎と、山》)。牧野多產且雅俗共賞的文章，充分傳達他對於植物的熱愛，即使對植物不熟悉的讀者，也能在閱讀過程中感受到那股不可擋的熱情。本書的主題是牧野在登山過程中的各種觀察紀錄和他的隨筆，內容有深有淺，涵蓋了非常認真的山名考究〈後方羊蹄山的名稱由來〉、詳實的登山採集記錄〈利尻山及其植物〉、推敲植物名稱的由來〈草木圖說的澤薊和真薊〉、在山上遇到的各種事件〈長藏大怒〉，甚至一些有趣的狂想〈漫談分割火山〉。
牧野的學識與文筆在書中的第一篇〈為什麼花會散發香氣？〉中表露無遺。從幾個簡單的問題開始，談論形形色色的花朵，並用簡單易懂的譬喻，說明為什麼花會有這麼多種樣貌，不同的花朵背後隱含的故事。最後，他談到了植物的無窮魅力：「倘若這個世界少了植物，山巒與草原就會一片光禿禿，那該多麼荒涼啊！」真心地表達植物在他心中的份量，這些植物不僅生長在現實中的山巒與草原，也長滿了他心中的每座山峰與草原。
然而，在這些文章之中，讓我最喜歡也最有共鳴的，是〈利尻山及其植物〉這篇文章。文章開頭敘述牧野如何起心動念爬利尻山，並有幸與加藤子爵一同前往爬利尻山（條件是事後要寫一篇遊記）。牧野從登島開始，就詳細記錄了遇到的植物種類，從旅館附近、利尻山腳下、登頂路上，直到難以到達的第二峰，讀者跟隨他的紀錄，彷彿也一起登了一回利尻山。
這篇遊記中有個有趣的插曲：牧野一行人在登利尻山時，並沒有過夜的打算，所以當行程延誤不得不過夜時，他們只好派一部分人下山補給，牧野和另外一些人則在山上過夜。儘管他們沒有過夜的裝備，糧食也很有限，從現代的眼光來看，這顯然是一個可能發生山難的節奏。好不容易熬過了一夜，早上糧食已經吃完，但下山補給的人還沒有回來。這時，他們的反應竟然是「開始在附近採集植物」。不知道該稱他們為大膽呢，還是對下山的人有信心？總之，他們採取了一個登山者絕不會做、但卻很符合植物學家作風的行為。
對我來說，這並非難以理解的行動。我想到有次摸黑下山，雖然走在清楚的登山道上已經很晚了，需趕路回登山口，但在手電筒不經意的照射下，看見了一個想要的標本，我仍然匆匆採了標本下山。這種遭遇小小危險但仍不放棄調查採集的心情，或許是野外工作者之間，跨越時空的共通心情。
牧野富太郎以其對植物無限的熱情和專業，跨越了時空和地域的限制，感動和啟發了無數人。他的作品無論是學術還是隨筆，皆散發著對自然的深情厚愛，帶領讀者走進一個充滿生命力的植物世界。不論是否熟悉植物，任何人都可以從閱讀這本書中獲得樂趣，這也許正是牧野的魅力所在吧！
種子428-3：數億年的沉默見證—銀杏科（Ginkgoaceae)
東京大學校園大概不是大家到東京旅遊的首選景點，不過深諳都市秘境的人們，總是很有默契的在秋天來到安田講堂前，因為他們知道，此時正是這個秘境展現真正的風貌的時候，而構成這幅美景的是一種樹，一種非常古老的樹，可能也是許多人們心中的秋日風物詩，它就是—銀杏。
銀杏 (Ginkgo biloba) 隸屬於銀杏科 (Ginkgoaceae)，這個科的成員曾經遍布全球各地，然而隨著時間的經過，許多成員逐漸滅絕，到了現代僅剩目前這個唯一的成員。不過在人們努力的栽培之下，現在銀杏似乎又恢復過去的榮光。
形態
銀杏的葉片呈現獨特的扇形，叢生於短枝上，葉片寬度約為5至10公分。葉脈呈二叉分支，這一點與大多數種子植物不同。不同個體的葉片可能在形狀和分裂程度上不同，有些葉片中間會有明顯的缺口。銀杏是雌雄異株植物，即一棵樹上只會長雌花或雄花。雄花為長條狀的雄毬花序，雌花較小，通常2玫生於同一枝條。銀杏的種子外層有一層黃褐色的假種皮，內層是一個堅硬的核，內含種子。
親緣關係
銀杏科在裸子植物中屬於相當獨特的一類，放眼目前現存的裸子植物，銀杏不論在形態或是遺傳上都顯得獨樹一格。雖然從裸子植物的親緣關係來看，銀杏與蘇鐵 (Cycads) 的親緣最近，然而其獨特的形態仍然讓他被歸類為獨立的一個綱 (class)，即銀杏綱 (Ginkgoopsida)。
物種數量與分布
銀杏科目前只有一個現存物種，即銀杏。然而，化石記錄顯示，過去銀杏科可能包含多個物種，這些物種在不同地質時期和地理區域均有分布。根據化石證據，科學家已經鑒別出約50至100種不同的銀杏科植物。
下文列舉了一些知名的銀杏類化石植物，以展示其在不同時期的多樣性：
- 似銀杏屬 (Ginkgoites) 是銀杏科較早期的成員，存在於三疊紀至侏羅紀期間。其葉片呈扇形，與現代銀杏有一定相似之處，但在形態特徵上有明顯的差異。
- 裂銀杏屬 (Baiera) 主要出現於侏羅紀至白堊紀。裂銀杏屬的葉子分裂更細，通常呈現多裂片，且裂片間的空隙較多。
- 楔裂銀杏屬 (Sphenobaiera) 在形態上也與似銀杏屬相似，具有多分裂的葉片，但其葉片更細長，出現於侏羅紀和白堊紀。
- 義馬銀杏 (Ginkgo yimaensis) 是一種發現於中國河南省的銀杏化石，屬於白堊紀早期。它的形態特徵與現代銀杏十分接近，可以説是現代銀杏的直接祖先之一。
- 鐵線蕨葉銀杏 (Ginkgo adiantoides) 為古新世时的一個種類，葉片形態與銀杏相似且常被認為是現代銀杏的一個近親。
- 槳葉屬 (Eretmophyllum) 是另一個與銀杏科密切相關的化石屬，主要出現於侏羅紀，其葉片多分裂，形態特徵別具一格。
用途與文化
銀杏的名稱Ginkgo是源自於Kaempfer的紀錄。Keampfer是日耳曼籍醫生，1691年，他在長崎的一間寺院發現銀杏，隨後把這種特別的植物記載在他的著作異域采風錄中《 Amoenitates Exoticae》。他在書中使用的這個名稱，後來被林奈採用，因此成為銀杏的屬名。顯然Ginkgo這個字是源自於日語的拼音，然而，目前這個拼音已不見於現代的日語中。有人認為Kaempfer的紀錄中把Ginkjo誤拼為Ginkgo，不過還有另一個更有趣的說法，就是當時他的日籍助手今村英生的長崎腔非常重，他只是忠實地記下了他聽到的拼音。
銀杏的用途和文化象徵常與它的壽命與生命力脫不了關係。在中國，銀杏被視為長壽與智慧的象徵，經常被栽植於佛寺中，也曾被視為佛教聖樹，出現在許多南北朝時期的繪畫和雕刻中。在日本，有6棵銀杏樹在廣島核爆中存活，而這幾棵樹當時距離核爆中心僅約1.6公里，顯示銀杏旺盛的生命力。不過在銀杏眾多的傳說故事之中，最生動的當屬下面這則：
首掛銀杏
日比谷公園是東京的大型綠地之一，是東京第一個現代西洋風格的公園，歷史悠久，自1903年開園以來，已經過了一百年以上的時間。在這座公園之中，有一棵相當知名的銀杏，名為首掛銀杏。這棵銀杏推測樹齡超過400年，被認為是1590年代德川家遷都江戶時期種植的，這棵樹曾在現今的日比谷十字路口附近生長。1901年（明治34年），根據市區改造設計，日比谷大道擴建工程需要砍伐此樹，為此，已經向東京市繳納了伐採費用49日圓，因此砍伐只是時間問題。當時正好經過此地的本多靜六（即日比谷公園的設計師），無法對這棵樹的困境置之不理，向東京市參事會議長星亨提出會面請求。本多極力主張停止伐採，並表示願意負責移植此樹，雖然星起初不同意本多的請求，本多堅持說「可以用一尺大的印章保證」，星回應說「僅憑印章不行」，本多隨即表示「那我就以我的人頭擔保」。最終，星接受了本多的請求，停止了這棵樹的砍伐，並撥款460日圓用於移植工作，委託本多負責。雖然本多負責調查和準備，但一開始難以找到肯接這個工作的業者。直到第四個業者才答應承接此工作。業者首先從樹的生長地到預定的移植地鋪設鐵軌，花了25天將樹移動了約4丁（450公尺）遠。此後，這棵樹被稱為「首掛銀杏」。
結語
銀杏科植物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數億年前，其家族的興衰見證了地球的變遷與演化。到了現代，銀杏作為現存的唯一成員，不僅延續了悠久的歷史，更成為人類文明的重要見證者，並廣泛栽植於世界各地。銀杏堅強的生命力和深厚的文化象徵，使它在人們生活中具有特別的意義，並將繼續在未來的歲月裡，與我們一同見證更多的歷史與變遷。
Yang et al. 2022. Recent advances on phylogenomics of gymnosperms and a new classification. https://doi.org/10.1016/j.pld.2022.05.00
Crane, P.R. 2018. An evolutionary and cultural biography of ginkgo. https://doi.org/10.1002/ppp3.7
奇美博物館典藏的義馬銀杏
首掛けイチョウ （首掛銀杏）